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他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就不再对台军售。

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

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被李登辉排挤出权力中心

钱复在蒋经国时代，处于相当特殊的位置，尽管他远在美国，但他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台湾政坛的风向；他的意见，也总能“上达天听”，影响蒋经国的决策。

不过，钱复本人也深深地认识到，“形势比人强”，无论他如何长袖善舞，也逃不过“外交”失败的命运。他目睹了蒋家政权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他的名字始终不能被列在华盛顿的外交官名册之中，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白宫和国务院。他耗尽了心血，却还是被讥为“断交部长”。在历史的趋势面前，他只能发出“微臣无力可回天”的悲叹。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钱复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清高，和台湾政坛的风气格格不入，免不了被人认为是恃才傲物；他处事谨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决不愿意为了权位折腰。所以蒋经国去世之后，他虽仍然保持了尊荣的地位，而且一度得到李登辉的重用，但最终与李交恶，逐渐排挤出权力中心。

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初是非常重视钱复的，钱复不仅有美国的背景，而且在岛内没有权力基础，不会对李构成威胁。于是1990年，钱复当上了“外交部长”，但随着李登辉的“台独”倾向明显，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95年，李登辉执意访美，钱复极力阻止，认为会破坏两岸关系，结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辉。当年12月，钱复又在“外交部”年终记者会上称：“外交政策”只是当局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大陆政策关系到台湾未来走向，其位阶应高于“外交政策”。这番话让正在极力搞所谓“务实外交”的李登辉无法忍受，很快把钱复发配到“国民大会”当“议长”。

在鱼龙混杂的所谓“国民大会”里，彬彬有礼的钱复备受煎熬，自叹过着“禽兽不如的日子”。“国大会议”结束后，他又被提名为“监察院长”。按规定，“监察院”官员须超然于各党派之外。于是，钱复脱离国民党，在这个毫无实权的冷衙门里，昔日意气风发的“外交才子”终于一天天地老去了。2004年“3·19事件”发生，主持对该事件的真相调查成为他的告别演出。

钱复年逾古稀。人生几何！这个昔日风靡万千少女的“外交才子”、蒋介石的“舌人”、蒋经国的亲信、李登辉的“外交部长”，曾经封侯拜相、声名显赫，在经历了政治的潮起潮落、人生的云卷云舒，似乎早该看淡功名利禄和权力纷争，安然超脱于俗务之外清闲淡定地冷眼旁观。没有人能怀疑他的才华，没有人不为他的贵族气质所倾倒，可是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他却往往无力回天。繁华之下，说不尽尴尬与凄凉。这一切，或许就是这个家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