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台大校长

1949年1月，钱思亮应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邀请，携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一职。这个家族被自愿地连根拔起，从大陆迁徙到了台湾。钱思亮也好、胡适也好，他们当然清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们也渴望这个国家的新生。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着一种“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家族血统的延续，更是“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这就注定了钱复家族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陷于纷繁漩涡之中。

应该说，钱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担任台大校长。在主流的叙事中，他被视为台大自由民主精神的保护神，“在最严厉的年代，他以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包容敦厚，抵挡校外政治风雨，带领台大师生，走过最大限度的校园自由，长达十九年。”

钱思亮掌校，秉持“无为而治”的方针，后人评价说：“回顾他的一生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相较他离开后，不几年间，台大所发生的政治风风雨雨，不禁令人发觉，他最大的特别，可能就在于他的毫不特别。”在十九年台大校长期间，除了扩充学系、研究所和博士班的规模，他极少对台大既有的东西作任何重大改变。傅斯年将北大的自由、反省、批判风气带进了台大校园，而钱思亮以他的无为和包容，护持了这份源自北大的气质和尊贵的传统。

当然，在另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钱思亮的形象就未必如此崇高了。李敖曾经恨恨地写道：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

如此多元的记忆，其实正反映出钱思亮角色之尴尬。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难以容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自由主义堡垒存在。当局对台大充满了心理上的戒慎恐惧，一直试图进行控制。钱思亮处于夹缝之中，一方面需要以最大耐心与当权者周旋，一方面又要以最大包容，为自由主义的精英在校园中找到安身之所，这注定了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只有小心翼翼地装糊涂，受得了各种委屈，才能保持那微妙的平衡。

钱复说，“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个留下来的资产，就是四个字：洁身自好。”其实，“洁身自好”大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如履薄冰”。

钱复：从“小灾星”到大才子

钱思亮一辈子最大的功绩，除了为台大和“中央研究院”所做的贡献外，或许就是他培养出了三个了不起的儿子。长子钱纯学经济，曾担任“财政部长”，乃是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次子钱煦学医，其研究领域与血流、血压对脉管的影响有关，专业上成就卓越，享有很高的声望，197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又受命创建UCSD的生物工程系，后该系升格为研究院，学术水准位居全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