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基:这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

党中央副主席的“民间外交”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

这些都是非官方式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很多照片都是秘书拍的。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民间交往往往更优于官式交往，现在我们缺乏这种意识。

王守江:不那么讲程序，出于都是友人，出于这个，他一定要见见。

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生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部下。

而鲜为人知的是，叶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时香港事务是叶剑英管，我经手很多机密的东西，都要写“叶剑英亲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海外人士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只言片语，都显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们要看叶剑英的态度，叶帅就说了一句“欢迎你们来，为中国做些事情”，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两句话，他们都很感动，高兴得很。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

叶向真:我父亲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

首先支持创办中信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文革”后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是在1978年初。

叶向真:记得那时的一段日子里，每次我回家，常看到荣毅仁坐在父亲那里，我那时搞不清为何他经常来找我父亲，后来才明白，他是来找父亲帮忙解决问题的。现在，每次见到荣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我们的恩人，是救命恩人。”

叶选基:当时叶帅已经在考虑恢复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革”前参政的状态，给他们一定的位置，参政议政。

这里头有个插曲，谷牧访问欧洲以后，回来汇报说外国的旅游事业开展得很好，所以中国也要开展旅游业。

叶帅就提出，是否搞个旅游部，谁来当部长呢，建议荣毅仁来当。当时中央原则上是同意的。为了让荣毅仁有思想准备，还跟他打过招呼。

但后来没搞成。荣就想了一招，搞个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如果荣老板当了旅游部长，就没有今天的中信了。

当时荣老板跟我讲什么叫信托投资，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他提出跟叶帅报告一下。当时叶帅在广州，叶帅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荣毅仁搞信托投资，让他找谷牧汇报。因此，中信是谷牧领导、安排、协助荣毅仁办成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中信的筹备工作。

传记《荣毅仁》记录，1978年底，叶曾说过:“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此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叶选基本人也进入中信工作。叶剑英秘书张燕回忆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十个字，叶帅挥毫写了三遍。

中信成立当天，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董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有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