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基:叶帅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邓，包括华，是有思想准备的。

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见本报10月2日头版、2版）。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叶向真: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手，参加会议也是自己做记录的。他说，秘书记的、写的是秘书的理解，自己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法。所以他都尽量自己写。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 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 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向真:这篇讲话应该怎么写，写什么？父亲说: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后看。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因为我们党，说实话，原来都是主席说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见。集体领导就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央决定了以后就要实行民主，集体领导，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 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