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教会学校的作为

燕京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是位牧师，正是他在自己当校长期间提出了“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摆脱了教会办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他宣布宗教不再是必修课，师生不一定要去做礼拜。他认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过的。至于信仰什么或如何表达信仰，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这些制度都是1929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注册前就提出来的。1929年以后，注册了的燕京大学，校长一定得是中国人，司徒雷登就作为教务长来保证“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彻底的中国化并不排斥现代教育的步伐，燕园里男女同校，与世界著名大学交换师生，学校里洋溢的不是宗教气息，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燕京大学能容纳各种学术流派，左倾教授黄卓在经济系开讲“社会主义”，他的学生就全都抢着去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京郊燕园的师生和城里北京大学的师生一样，始终紧随着中国社会的脉动。1934年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火速返校的急电:燕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罢课，与反对罢课的外籍教师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第一句话就问燕大的学生到南京请愿了吗？得知他的学生罢课跑到了南京，才算放心。他说:“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伍前最方带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日军1937年入境以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避难昆明，在特殊年代缔造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帝国。燕园以教会出身升起美国国旗留守北京，“治外法权”保护这块华北抗日运动的堡垒，硬是在北平撑了四年。

撑到1942年，燕京大学不得不避至西南办学，总参某部离休干部江康1944年考入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他告诉本刊，自己入学时司徒雷登正在北京坐牢，但在成都那几年燕大各届师生都很怀念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燕园，任了大使的司徒雷登每年都会在过年过节时回到燕京大学，但此时的身份，已经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可以和学生们随便交谈。在江康的回忆中，司徒雷登这时见了他，只问问学业和生活上的情况，而不谈政治，但也有个别同学主动找老校长深入地问一些政治问题。

虽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认同共产党，然而在抗战年代，抗日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却能在燕园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护和转移了不少抗日志士。对于这些，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牧师司徒雷登

今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还在，它曾是友人送给司徒雷登的私人庭院，司徒校长把他变成了学校办公地，临湖轩的名字是冰心取的。1929年6月15日，这位燕大学生后来的燕大教师，与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结婚时，就是在临湖轩办的婚礼。婚礼合影上，站在一对新人正后方的就是主持人司徒雷登牧师。临湖轩的婚礼远不止一桩，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也是在这里结为伉俪。

冰心对司徒雷登的回忆中，有一节内容使这位美国人看上去更为亲切，他不再是教育家，不再是一位失败的大使，而是回归为上帝使徒和众人的仆人:“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是一位尽职的神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