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再次取道香港时，他通过我党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了一下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等事项。

李强回忆说，那时“也谈到他的夫人托我埋葬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埋葬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父亲自被派到广西工作后，就离开了中央机关，改为由中央军委领导。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李强叔叔告诉我:“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们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我的二叔邓垦说，他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父亲带二叔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二叔记得，那个墓碑上立碑人用的不是父亲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罗亦农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父亲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父亲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父亲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残余赶出中华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根本无法顾及了。

事情也是很怪，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期，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瑗保护了下来。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她那张在莫斯科时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当我们去她的墓地瞻仰时，献上了许多鲜花，让这些美丽绚烂的花朵，伴随她宁静地安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