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高深莫测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学者的隐居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首次见面，互致问候后，毛泽东便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问题。”尼克松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得出这样结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所以，当合众国际社记者向他采访时，他便有意通过媒体表示出这样的意愿，期望“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每天一本的《参考资料》，才获悉这一信息的。毛泽东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尼克松列举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便客气而又坚定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确有哲人的睿智和机辩。他说: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毛泽东省略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探询中美友好关系的合理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前景。尼克松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尼克松以哲学思维的逻辑性，把中美关系放在国际格局的战略位置来讨论，毛泽东对此极表赞成。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