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竟然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扼腕叹息。中组部的干部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这种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满。汪东兴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他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但是这顶大帽子没有吓倒胡耀邦。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严令报刊不要报道胡耀邦说的这些话，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在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1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并经中央批准，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工商业者、劳动者的身份。夏衍、楚图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称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新内蒙古人民党”的案子，曾使8.7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人含冤而死，总计有34.6万人受到牵连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这个大冤案，使这些人全部重见天日。还有一个著名的“五一六”案，牵涉到成千上万“‘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于是，这个陈年积案冰融雪化，不复存在了。

“胡青天”的名字一下子在全国爆响。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家属开始鸣冤叫屈，有刘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怀的亲属……彭德怀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如此动人心魄，就连铁汉子也流下了眼泪。

有些案子实在太大，以胡耀邦当时的地位还无权决定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些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人手中，积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至于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凭借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还在审阅着5天1期的《理论动态》。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到此时，所有的努力，还都是在治疗伤痕，还说不上与旧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时代，就更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这只是从侧面遏制了一下“两个凡是”的潮流。新时代的开创者还没有从正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还无法给旧时代一个致命的打击。

时代转折的契机，落到了《理论动态》头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7年10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复校典礼上讲话，要求党校研究第九次（与刘少奇斗争）、第十次（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让大家重新研究“文革”。叶剑英显然希望学员们打破思想禁锢，对“文革”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但是在讨论中，807位学员和几百位教职员却吵得不亦乐乎。也难怪，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比如胡耀邦把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的“讨论提要”中扣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给删掉了。有的学员就厉声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这些学员认为，判断是非仍然应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

其实，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对‘文革’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胡耀邦这些话，实际上是婉转地否定了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武器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国的权力，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协助胡耀邦编辑《理论动态》的孟凡，托孟凡转交胡耀邦。孟凡回忆说:“我和他（杨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正是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使党校的理论家萌生了要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研究室的组长孙长江商量之后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校的文章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

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如《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看实践。3月26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结果，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吴江对孙长江说:“你来写吧。”这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孙长江把文章写完了。吴江看了，觉得还不太够，要求孙长江再做一些充实，然后准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