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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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建辉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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