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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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建辉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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