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可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着二弟去当叫花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来讨米的。”地主一听，脸刷地一下沉了下来，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立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他回答:“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后来，祖母又要彭德怀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彭德怀再也不拿打狗棍，宁肯去砍柴。这就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的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彭德怀的性格中，倔强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生长起来。

彭德怀的伯祖父，年轻时曾参加过太平军，他常给彭德怀讲述，太平军杀富济贫、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故事。家庭的困难、社会的不公，在彭德怀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旧社会的种子。毛泽东的性格与彭德怀性格极为相似。毛泽东从小就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孩子。他倔强、勇敢和“离经叛道”。他不仅敢于反抗父亲的守旧、苛刻、自私，还敢于反抗封建的族权势力。1936年，毛泽东曾经与斯诺说:“我们家分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甚至包括雇工。但反对派组成的‘联合阵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不直接进攻的政策。她批评任何明显的情绪表露和对执政党的公开反抗，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93页。

“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毛泽东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原书注)。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美〕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7—108页。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救济。后遭到镇压。这就是长沙著名的“抢米事件”。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与毛泽东少年读书不同的是，此时13岁的彭德怀，仍在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为了生计，他只得到黄碛岭土煤窑做车水工。1913年，湘潭大旱，人民饥寒交迫。饥饿使人们纷纷起来“闹粜”。肩负着全家生活重担的彭德怀成了他们中最年轻、最勇敢的一个。由于此事，官府要拿办，彭德怀只好告别了亲人，离开了家乡。

不得已，彭德怀只得随招工的人去湘阴、益阳交界处的西林围，加入了修堤工的行列。如果说此时只有15岁的彭德怀由于家境贫寒，而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走进社会，为谋生而奔走的话，毛泽东此时则完全靠家里的资助，一心地走他的求学之路。也许正因为如此，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彭德怀过多地从实践经验中去理解，而毛泽东则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认识。

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省城读“新学”。在这里，毛泽东很快就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浪潮。一天，毛泽东从著名的同盟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看到有关黄兴在广州领导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的消息后，深为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所感动。通过阅读《民立报》等革命宣传品，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由此开始了毛泽东一生道路的转折。

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改变了毛泽东的发展道路。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省中学校长的许可，来到学校发表了一次激烈的讲话，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拥护革命。毛泽东听了非常激动，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去参加革命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湖南起义胜利后，招募新兵，扩大新军准备派兵北上支援武昌，与从南京南下的袁世凯反动军队对阵。这样毛泽东便于10月底，在长沙报名参加了革命军，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