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与沈宁大舅与三舅摄于天坛(三十年代)。供图/沈宁

“高陶”事件

如果没有“七七事变”，陶希圣或许会一直持续这种名教授的生活。但抗战的滚滚洪流席卷中国的时候，也挟裹了陶希圣。

1937年夏，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召开抗日战略会议，邀请全国知识界名人会商救国大计，陶希圣也在邀请之列。

抗战之初，陶希圣曾积极投身其中，从事国际宣传。但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并与旧相识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潜逃至河内。

1939年5月，汪精卫已经把所谓的“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往上海。此前，汪的一些旧部不同意他的做法，已经离他而去。陶希圣也时时处在矛盾与挣扎之中。汪精卫半年来苦苦邀他回来，助一臂之力，并让夫人陈璧君亲自游说，陶到底禁不住她的劝说，决定回到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到了上海，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1939年11月1日，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5人一起为谈判委员，与日本侵华军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谈判。日方抛出了一个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一密约的条款让陶希圣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卫等人在谈判中无底线的退让也让他感到无比失望和强烈不满。

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对这个《要纲》的要害做了的批判:

这一纲要，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外台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陶希圣借口生病，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正当心情矛盾与抑郁之时，他的妻子万冰如带着5个孩子从香港来到了丈夫身边。

陶不参加签字仪式，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怀疑。就在陶希圣暗下决心脱离汪精卫时，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突然来到陶希圣家里，两人处境相似。经过一番盘算，两人决定同行，一走了之。

为了迷惑汪精卫、周佛海等人，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到愚园路1136弄，分别向汪、周拜年。这天，高宗武也到周家拜年。

1月4日上午，高按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先到南京路国泰饭店门前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出来，乘车直奔黄浦滩码头，登上轮船与高会和，逃往香港。

陶希圣离开上海时，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都留在上海。他便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要求保护他的家属，并警告如果汪陷害他们，他就要走极端。

妻子万冰如在陶走了以后，立即致电陈璧君，要求前往香港接陶希圣回来，以此来迷惑汪精卫。陈璧君便叫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留三个孩子在上海。万冰如一到香港，便打电报给陈璧君，称陶“即刻偕返上海”。

一直忙于青岛会议的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几经危难，终于逃出上海，于1月20日一家团聚。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四行黑体巨大字标题: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