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3日，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中。自右向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资料图片

1931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全家合照于天坛。供图/沈宁

离别时刻

这次重逢也让沈宁消解了心中埋藏多年的一个心结——为什么外公会抛下自己一家，独自跑到台湾。

那是1949年5月6日的早晨，蒋介石坐上江静轮，准备从上海去台湾。作为侍从秘书，在起草完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蒋介石引退的时刻，陶希圣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就要来的，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要早得多。

轮船到了吴淞口，陶希圣请求蒋介石在那里稍作停顿，他请求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女儿发个电报，催她立刻离开。蒋介石答应了，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登舰会合。

但是，女儿和外孙沈宁并没有出现。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4天前，也就是5月2日，陶希圣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上海陕西南路看望女儿。

“琴丫，跟我走吧。”陶希圣反复地劝说。

沈宁的母亲流着泪，摇摇头。陶希圣明白，当下的形势，一起去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明白，女儿有自己的难处，他只好默默地离开。

过了两天，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写着: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沈宁的母亲，深知丈夫立意回上海，不忍丢下还在浙江乡间的二老，远走他乡。而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从未想过离他而去，只有含泪忍受父女分离的巨大痛苦。

她接到电报，并没有立刻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陶希圣一生论战无数，可他无法说服的，却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