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所著《刀口上的家族》一书。

蒋介石和陶希圣合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封面。该书于 1943年3月10日出版，集中反映了蒋介石的思想体系和根本政策。

“陶希圣时代”

相处日久，沈宁开始一点点了解自己的外公。这个现在看上去平凡衰弱的老人，在年轻时一样有着澎湃激扬的青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生陶希圣，受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邀请，从法理方面对惨案发表评论，抨击英国巡捕行为违法，这篇文章分别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公理报》上发表。

文章引起上海各界极大的轰动。市民工人看完都觉得出了口气，英国领事馆暴跳如雷，到上海法院起诉陶希圣，控告他有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那时的陶希圣，还只是一个小编辑。面对大英帝国领事馆的官员，他不低头。官司打了很久，不了了之。几篇评论和一场官司，使陶希圣一夜间成为上海名人。从此，上海名流的联合宣言里，都少不了他的名字。

而他命运的真正转变，却是从1927年开始的。

那一年，北伐战争爆发。陶希圣受聘为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也就是在那，他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汪精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得到汪的赏识，两人关系密切。

在武汉分校，他授衔中校。但这个文弱书生唯一一次上前线，却对革命丧失了信心。当时，武汉北伐军政府将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出发，西往迎战。陶希圣也被编入伍，奔赴前线。

谁知因形势有变，结果一枪没放，队伍就回来了。路过在咸宁县，恰好碰见当地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了5个农会“叛徒”。其实，这只是5个穷困乡民，因不想干了，就被抓起来，枪毙示众。

陶希圣见状，大发雷霆，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人。农会书记大吃一惊，匆匆赶往武汉，报告农运领袖。几天后，陶希圣就被五花大绑给抓走了。幸好后来有陈独秀出面，他才留下一条性命。

这些经历浇灭了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不久，他就脱离军校，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

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特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样一来，倒是把陶希圣抬高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不久，他就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一学期后，北京大学又聘他为法学院教授。

在北大教书时，陶希圣还在燕京大学、北师大、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成为北平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

除此之外，他仍然继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曾有一口气写作发表40篇文章的记录，在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报刊发表。日本学界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