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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1965年写的。”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这儿就有一个。”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十几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都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看，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戴维笑了：“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不习惯。”戴维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说：“我也是其中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