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李大钊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诸方面分析得很透彻。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初，他已写文章呼吁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要警惕：“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21）7月，他更著文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侵略的急切性、优先性。因此他号召：“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22）事实上，在李大钊这些文章发表五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国学术界也一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意见。

五、积极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李大钊留学日本后，较之留学前，他对广大日本人民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加之他回国后不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1919年1月，他在《面包问题》一文中写道：“日本五口的人家，最小生活费，一年也要二千七十六元。有这样收入的，百户中不过二户，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赡，子弟不能教育”，而“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23）笔端流露出对日本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在五四运动中，他一方面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又告诉中国人民，这次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24），不可有狭隘地反对一切日本人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更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25）”这样，他就在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被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划分了两大敌对的营垒：中日统治阶级集团、和中日人民，并勇敢地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支持他们的斗争，沟通两国人民的思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18年12月，吉野作造等在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团体的斗争中，成立了黎明会，开展了民主运动。李大钊得知后立即给吉野去信，并寄去了他刚创办的《每周评论》。吉野很快给李大钊回信，李大钊将回信登载在《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吉野在信中感谢李大钊赠刊，并“希望彼此声援”（26）。从此，《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声援日本民主运动的文章。

对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日本官方及众多报刊是一片诬蔑之声。而吉野却挺身而出，在《中央公论》等几种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诬蔑。同时，吉野给李大钊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李大钊将此信公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27）。

1919年6月5日，吉野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大教授和学生访日的倡议，并给李大钊写了一信，李大钊热情地回了信，并希望吉野夏秋能来华访问。夏，吉野的弟子冈山守道来中国时，遵吉野之嘱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了吉野邀请北大教授、学生访日。李大钊当即对冈山表示：为实现访日做积极努力（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