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民之所以形成民的那种根本属性，是固有的，持常不变的，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随它转移，顺之者存，违之者亡。他的民彝思想，显然是对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希图为建立民主制度找到最根本的依据、条件。简而言之，民彝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使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无疑，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他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形成在日本绝不是偶然的。比如：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农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一方面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曾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老师的吉野作造，从1914年4月在《中央公论》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开始，便不断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再有，李大钊就学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风，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不同的，加之拥护宪政运动的发展，早大一些教师，如给李大钊任教的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在讲台上宣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学者森正夫说：“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⑥当然，李大钊是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

另外，1914年5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于东京。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并且“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⑦。再有，此时陈独秀亦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以文会友，陈、李二人相识。《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为即将到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这些，看来对李大钊的思想都有影响。

二、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李大钊在留学前，发表了约二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理不出他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却发表了一批反映他早期哲学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如此集中地出现，此时的李大钊与他留学前大不相同了。

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在日本所受的影响分不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认为，加藤弘之就是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而给予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就是以加藤弘之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两篇文章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当然，李大钊“虽说引用了加藤弘之的文章”，但他“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盲从和效仿，最终是基于李大钊的主体性而接受的”⑧。

关于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本文不在此赘述。应指出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促进当时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进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为他在十月革命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如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我们可看出：他在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同时，也认为这种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若它还不好，那也可以再加改变，自然，“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他的这种看法，显然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也就决非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