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最初“送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通过李大钊从日本转道而送到中国的。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作了报道，但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报纸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马上从苏俄直接送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便瞩目于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研究，他开始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从而开始歌颂十月革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学说。接着，日本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⒂。现在已经搞清，李大钊“五四”后写作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从文中可看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一）（二）（三）部分，就是以后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堺利彦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宗教及哲学之物质的基础》两文为蓝本写作的⒃。这说明，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

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是人们很熟悉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保持联系的同时，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保持联系，十分注意他们建立组织方面的活动。1920年底或1921年初，李大钊加入了于1920年12月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并函购了五十册该同盟的宗旨书⒄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组织方面的经验。

四、注重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中日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长期以来，中国是日本的先生，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而到了近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学生变成了先生，先生变成了学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钊正是为了探个究竟，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去日本留学的。从他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乃至最后一篇《狱中自述》，都表明他注重对日本以及对中日两国的比较研究，并有很高的造诣。如他1925年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有个颇有意思之处：即在1838年以前，在年表上标明年代时，只附中国皇帝的年号，而从1838年开始，李大钊又附上了日本天皇的年号。如“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日天保九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实际上，我们可把年表1838年以后的部分，看作是近代中日两国的外交大事记、近代中日关系大事记。

李大钊尤为注意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的研究。1926年3月1日下午，李大钊应邀到女师大大礼堂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比较观》的演讲。他的演讲“极受听众之欢迎”⒅。可惜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篇演讲纪录稿，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从他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的一次演讲中可略知一二：“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亘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⒆以后他也谈到：“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⒇。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仍是很精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