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镇压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平反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

下一页:贝利亚之子谈父亲与斯大林的关系

贝利亚与斯大林是否有特殊关系？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斯大林与我父亲贝利亚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要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1938年11月底我父亲受命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斯大林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何在？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惟命是从。但事实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斯大林还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