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个《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传》载，有一个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县孙贞之妻。崇祯四年冬，一伙流贼迫近夏县，柴氏与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时柴氏与丈夫不幸被抓住。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个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号称“刚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将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捏过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个贼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块肉，结果，被贼兵用刀活活砍死。

这种为了严男女之大防的酷烈举动是前代史书中所罕见的。

我们不妨与南北朝时的《北史》比较一下。

据《北史·烈女传》载: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当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妇如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

这个后燕时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残身体，但她自残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决心而已!

从汉代到唐这种自残身体的“烈女”极少(《烈女传》中仅有两个人)，而其自残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决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样，视异性如“AIDS”(艾滋病)一样，一旦触及就“毒蛇啮腕，英雄断臂”。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孟子)提出过“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间的界限却并不像后世那样森严，后妃可与臣子见面(如吕后与周昌)，同事之妻可与别的男子交谈(如杨敞之妻与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爱妃如厕的地方促驾，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宝座，光武向称“端严守礼”，但却令姐姐与臣子相见，曹孟德素来严明，却愿把故人之女介绍给在座的男性来宾，师母与门生论事，妻子与门卫辩言，平阳公主仗义，指挥家奴，收编流寇，成号令三军之元帅，至于安禄山与杨贵妃姐妹频繁往来，关系暧昧，已见诸戏剧，此类例子，所谓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为天上的“参商”，不能相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古代先哲们提出:“男女授受不亲”本是为了端正男女之间的往来，并非要人们死死遵守，所以，孟老夫子有“嫂溺，则援之以手”——嫂子掉到水里，要伸手去救她——的说法。所以，孔老夫子才可以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理想之实现，而降尊纡贵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只是到了后人手里，为了整肃江河日下的世风，才矫枉过正，把一本好“经”给念歪了。

我们今天澄清古人并非一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是要为男女之间逾礼交往找“古已有之”的理论根据，而是要让大家明白:任何一种礼仪制度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同样，也不应以今证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