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吉隆滩事件更加坚定了卡斯特罗同苏联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5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7月，把“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建立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改称古巴共产党），自任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任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美国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这次惨败对于刚刚执政的肯尼迪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事发之后，肯尼迪立即派遣施莱辛格和伯利作为私人使者到佛罗里达州看望已被中央情报局禁止与外界接触的愤怒的古巴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不久，肯尼迪又与古巴流亡领导人达成谅解，答应美国在1962年圣诞前夕用5300万美元的物品赎回了被俘的流亡者。另外，美国还以大量的物质援助为代价，鼓动1962年1月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将古巴排斥出该组织。

最后，古巴军民英勇反击流亡者的颠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政府于18日立即发表声明，宣布给予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英勇斗争以坚决的支持，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侵略。赫鲁晓夫后来也写道:“在卡斯特罗对反革命分子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加强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能吸收多少武器，我们就给多少。”

如果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那就是古巴离苏联、离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近；以古巴为载体，美苏之间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加勒比海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加勒比海上神秘之船

“冷战”开始以来，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秣马厉兵，持续了8年多。其结果是，德国一分为二，东西方各自组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各方的势力范围基本上维持在雅尔塔协议的水平上。可以这样讲，两大阵营在战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上打了个平手。在这种情况下，美苏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都试图另辟蹊径来战胜对手。

从美国角度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杜勒斯取代马歇尔成为国务卿之后，单纯的“遏制”政策被“遏制与解放”政策所代替。所谓“遏制与解放”，一方面依靠军事上的核优势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威慑效果，通过核威慑和建立军事包围圈继续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依靠秘密行动和心理攻势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用和平的方法将东欧人民从“共产主义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以后所说的和平演变。调整了战略之后，艾森豪威尔便以热爱世界和平人士的面目出现，1956年将美国军事预算从460亿美元下降到406亿美元，把军队从148万人裁到100万人。

从苏联角度说，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当选了部长会议主席。在就任此职的两年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实行了以宽松为特征的“新方针”，其中在对外方针上就是缓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对抗。1955年马林科夫辞职后，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与马林科夫在国内问题上的诸多分歧而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相反，在与西方的缓和上走得比马林科夫还远。比如，苏联结束了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承认奥地利中立并撤出苏联军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寻求裁军、禁止原子弹、缓和国际局势的途径，提出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等等。

美苏对外战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冷战”以来非常紧张的国际局势。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改变对策主要不是为了退却，而是采取的新的进攻手法。首先，美苏这时都面临着窘困的局面。美国因为没有能在朝鲜战场上得手而动摇了其西方阵营盟主的地位，苏联则因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大，东欧对它的离心倾向也露端倪。其次，美苏又都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新战备的坚强后盾，实际上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肯单方面作出让步。因此，“冷战”的严冬虽然过去，但缓和的春天并没有到来。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刻，便出现了几股美苏之间、两大阵营之间、两种制度之间对抗的寒流，如第二次柏林危机、柏林墙事件、U－2飞机事件、巴黎首脑会谈的流产等等。但是，最大的一股寒流则来自加勒比海。

吉隆滩事件以后，美国对古巴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控制与封锁政策，除了全面贸易禁运，继续使用孤立的办法阻止卡斯特罗式的共产主义拉丁美洲发展；同时也没有放弃武装干预的打算，为此常常派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进行监视，并且征召15万预备役军人，允许古巴流亡者加入美国军队，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等等。

卡斯特罗深知自己力单势薄，为了同美国抗争只好求助于苏联。赫鲁晓夫在吉隆滩事件之后也两次写信给肯尼迪，明确告诉美国苏联要给予古巴一切必要的援助。1962年7月，卡斯特罗派以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求苏联采取措施使古巴免受美国侵略。其实际，自打吉隆滩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认真思索对古巴问题的策略。按照他本人的说法，美国人不会容忍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如果苏联不采取决定性步骤保卫古巴，那么将很容易失去它。如果古巴倒了，其它拉美国家会抛弃苏联，将大大降低苏联在全世界的地位。按照这个思路，苏联决心将古巴作为伸向西方纵深处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