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不透彻，对中国革命实际的了解还不深入，更没有自觉地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缺乏成熟理论的武装，因此难免受到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上，也不例外。这突出表现在五大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的问题上。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召开的，蒋介石已在会前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这次大会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在五大上，“陈独秀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汪陈联合声明’的调子，既没有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政策，而且一再为他的错误辩解”，“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陈独秀后来在大会上作出一些检讨，最后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关于其中原因，据陆定一回忆:“一是瞿秋白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二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党时期的同志除李大钊外，其他的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大家仍然敬重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担当党的领袖这个重任；三是当时党内还没有出现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继续领导全党。总的来说，对陈独秀是迁就的。”① 其他五大代表也有持此意见者，如蔡和森就认为五大的缺点在于“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②。李立三也认为“五次大会组织上是调和主义的胜利”，“在组织上中央成为各种意见的总和，并没有从组织路线上解决组织问题。因此，中央开会可以争论几天得不到结论”。③

可见，中共五大对陈独秀是“迁就”、“调和”的，没有彻底解决他的错误，而出于对他的敬重和缺少其他能孚众望的领袖人物，再度选举他担任总书记。当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委员应该是适当的，但让他担任总书记，期望他立即与自己的错误决裂，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使党从危机中走出来，却不现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也不是陈独秀本人力所能及的。当然，继续选举陈独秀当党的领袖，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大革命失败；但这件事反映出幼年时期的党受到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影响，还不善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去正确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甚至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后，“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④

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党团结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央委员会成员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七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一大至六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有益探索基础上，总结和借鉴经验，摆脱和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选举出有强大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①《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一）》， 《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8页。

③ 李立三: 《党史报告》，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9、251页。

④ 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43页。

〔作者占善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