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平津战役开始了，文工一团奉命北上，准备北平解放进行宣传。行军从涿县坐火车到良乡，这里解放才10多天，群众对党的政策不太了解，说话中都带着恐惧，恰好我们演出《一场虚惊》慰问驻军部队和当地老乡，同样效果火爆，还受到叶剑英、钱俊瑞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到了长辛店演出更受到铁路工人们的欢迎，甚至多年后，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还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2月2日，进入北平后，更得到市民与文艺界同行们的欢迎。最使人激动的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那场汇报演出结束后，孙维世带领我们到休息室去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时的情景，实在令人终生难忘。到1956年，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了这个戏后说：“请把剧本和曲谱抄给我，待我回莫斯科后，要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排演这出戏。”可见这出戏的魅力与影响之大。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肯肯，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界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成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的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