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的签字仪式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即蒋侍从室所在地）举行的，当时我和周恩来都有简短致辞，马歇尔的致辞更简短：

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马氏的致辞虽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显然，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由周恩来、马歇尔和我三人坐专机到各地作了一次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然后再回到重庆，计历时七日。

三到延安

在这里，我特别提起这第三次到（前两次是接毛泽东到重庆和送毛泽东回延安——本刊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

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摘自《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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