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4日下午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发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欢迎。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林伯渠。

一九四○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长之后，当时就有人主张把郭沫若这一派排挤出去，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建议的人，并且主张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朋友。当时我还曾和郭沫若先生说了一句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这虽是笑话，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给他们解释安慰，并还约定和郭沫若两周谈话一次。谈话是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大家都觉得满意。

以后据某方报告，说他们“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德苏战争发生前，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抨击英美；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左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听之罢了。

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但是不久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对我的谈话大加嘲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我看了感到难以索解，所以当时写信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后来他客气地复我一信，加以解释，我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今天想起来，为这件小事而疏远朋友，是一件遗憾的事。

这个委员会内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都是委员。后由于我和郭沫若关系的逐渐疏远，使反对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种压力和影响，我是感觉到这个机构在我的精神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到抗日战争末期——记不清在一九四四年吧？——就把它撤销了。

虽然对这些文化人都有了另外的安排，并建议蒋给郭沫若适当地位（如在中央研究院添设古物研究所，由郭主持），但未实现。这在我来说，是件有始鲜终、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犹引为遗憾。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到了上海，郭沫若先生也在上海，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气焰高涨的时候，我特意请他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汉、洪深诸位在酒馆吃了一顿饭，虽然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却在表达我过去对他的歉意和当时对他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