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陈炯

“破冰而出的怪兽”，陆川最喜欢这样形容自己的《南京！南京！》，还未公映，有关电影里对大屠杀的赤裸表现、对日军形象塑造的批评就沸沸扬扬，有之前拍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前辈为榜样，陆川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并不在意：“我们每一个在当时的年代拍这戏的，都是胆儿大的人。”

拍一部电影要与勇气挂钩，根本上在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特殊性：政治层面，对日本军队的描写直接影响中日关系；历史层面，如何还原当时国人的抗争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可以说从1987年罗冠群的《屠城血证》算起，20多年十数部关于这场人类浩劫的影像叙述，从立项审批、到拍摄制作再到最后发行放映，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历史因素的影响，《南京大屠杀1937》的导演吴子牛就感叹：“拍片子就像播种一样要有气候，节令不对，拍出的跟愿望的就不一样。”

回顾“南京大屠杀”20年影像，是在政治与历史夹缝间成长的20年，是“胆儿大的人”尽己所能保存民族记忆的20年，当陆川们以“和平主义”、“反战思想”等普世价值去揭开封印时，这次被释放的记忆“怪兽”又会是怎样的？

体制的束身

几乎所有国外媒体报道《南京！南京！》审查通过时，都不忘回忆一下2005年因反日游行而被禁止引进的《艺伎回忆录》，这并不是神经紧张，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在相关题材的影视创作上，比其他电影更加需要服从当时的政治背景。

罗冠群，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屠城血证》的导演，这个194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在拍摄时第一次遇到那么多“领导”关心：“1987年中日关系很微妙，我们拍的时候，很多领导机关来打招呼，要我们注意不要影响中日关系，不要把这戏拍得太血淋淋。”为此他把砍下人头、强奸妇女的镜头都弱化处理，“由于审查时可能会赶上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不知道那之后中日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被提醒影片也许短时间内不能和观众见面。”事实是直到他拍完上映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曾拍出《黑太阳731》、《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素以血腥残忍镜头闻名的导演牟敦芾则从一开始就受阻挠不断。日后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牟敦芾回忆早在1986年拍《黑太阳731》时就很困难：“中日这时候已经互相需要-中国需要日本的消费，日本需要中国制造的东西，所以为了拍片我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我还记得报告最后我特意加重一句-谁不允许我拍这部电影，谁就是卖国贼（意译）。”在一番努力解释拍摄意图后，终于得到绿灯放行的牟敦芾在拍摄期间还是受到一些政府低层官员、尤其是外交部的反对，“外交部强烈反对拍这个片，他们深怕回头真导致中日关系发生摩擦后要负担责任，我只得再给秘书长写第二次报告。”等到1995年拍《黑太阳：南京大屠杀》时他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虽然我被允许开拍，可到制作后期时，因为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另一部南京大屠杀电影（注：吴子牛《南京大屠杀1937》），尽管我申请电影在先，还是连续三次被勒令修改电影名。”最后此片内地禁映，牟敦芾始终觉得这是为了保护另一部电影。

如果早点了解前人的经历，星美的董事长覃宏肯定不会让陆川轻率地在2006年提出立项申请：“到10月份时还是石沉大海，政府各口每个人都表态要支持，但没有人真的去落实，他们都怕担风险。”就这样从2006年10月份一直跑到2007年1月份，“我和陆川天天在一起，到处去跟人讲我们为什么要拍。剧组已经在运作，钱不停往里扔，而你完全摸不到东南西北，那时候特别迷茫和无力。”在最困难的时候曙光出现了，拿陆川的话说就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某一个重要领导，“就像多米诺骨牌，最大最重的一张倒下了。”

曾经被外交部否定的项目起死回生，这让电影局的领导都震惊，陆川接受采访时说：“当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时，它不是一个对垒，体制也有弹性，这取决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