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卢氏杂记》所述的济远逃跑问题。书中这样写道:

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据此，有论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其实，《卢氏杂记》的这段话，完全是出自《冤海述闻》，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论者也不认真查对，不能不是一个疏忽。何况《方氏自述》已经承认，他驾舰驶退时广甲还在战场上，广甲又怎么可能先济远而逃呢？

由此可以认识到:辨析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卢氏杂记》的历史价值太低，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与真史无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参与，为方氏翻案的势头越来越猛，使这场学术讨论变得有些复杂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更使翻案的势头达到了高潮。

会前，我曾接到邀请函，因为预计到会议未必能够保持正常的学术气氛，复函婉谢，未能亲自到会聆听。从其后出版的《研讨集》看，所收的数十篇文章表现出为方氏辨冤的一边倒倾向。会议开幕式致词竟然声称:

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决非逃兵，他蒙冤被责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

果然，研讨会一开始便定了这样的调子。会后，某报刊出了这次研讨会的综合报道，其结束语是:

综观方伯谦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会上的不同声音，不仅在报导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归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见，又不管真实的历史如何，硬要树方伯谦这样一位“爱国将领”，这种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细阅《研讨集》所收的大多数文章，大都是重弹《冤海述闻》和《卢氏杂记》的老调，毫无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创新的见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论者提出了“西战场”说。

何谓“西战场”？据论者说，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此话从何而来？论者的回答很干脆:“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论。”

“西战场”说一出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因此采访者颇不乏人，论者又进一步作了详尽的说明:

致远久战沉没后，济远非但没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和4艘军舰单独作战，苦战4小时，到下午5:30才由于“无可战”而退出战场。……日舰怕济远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战中国舰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济远，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写明战史了。在西战场打得很好，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舰队作战的英勇，不能长他人的志气。

说得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无奈只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虚幻的神话。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论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像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维——“推论”，便推出了一个“西战场”说。这个“西战场”竟吓坏了日本人，连他们的战史都不敢写明了。窃以为，靠虚构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长我们民族的志气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无须加以驳辩。但要指出的一点是，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儿戏，不能靠噱头哗众取宠，那样只会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