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多重证明法，既已四证俱全，方伯谦临阵先逃的罪名是不容置疑了。但我觉得，还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里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

其一，济远伤重？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据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战守始末记》一书载，济远舰管理炮务的德籍洋员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作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厘米)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撞坏扬威。关于济远撞坏扬威舰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之谜。虽然丁汝昌在报告中说济远撞坏扬威，北洋舰队水手陈学海以及洋员戴乐尔和马吉芬也都证实此事，但我总觉得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晰，不敢轻易相信。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扬威沉海之际，管带蹈海而死，帮带大副郑文超遇救生还。战后，李鸿章参奏失职诸将，郑文超也被追究责任:“当大东沟与倭接仗，该船行驶太迟，致离大队；及受敌炮弹炸焚之时，又未能极力灌救扑灭，虽为济远船碰伤，究因离队而起，咎有应得。”对其给予“革职留营效力，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也为济远撞毁扬威提供了一个佐证。

花费这么多的功夫来调查和考证，我才敢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中比较放心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济远管带方伯谦看见致远沉没后，胆战心惊，急忙下令转舵逃走，仓惶中误撞扬威船身。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又被济远撞一大洞，不久沉没。

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

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即开始有人为方伯谦鸣冤。“方案”究竟是否冤案？100多年来聚讼不断。其始作俑者应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此书发出了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此书作者隐其姓名，署款“冤海述闻客”。自此以后，凡为方氏鸣冤者大都引此书为据。但大多数研究者却对此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故对其不够重视。我认为，若不将《冤海述闻》这部书研究透彻，无论对方氏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心里都是不能踏实的。这里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作者为谁？“冤海述闻客”究竟是何许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人必是济远舰的一位官员。较早者即有“身历者之申述”的猜测。其后，又有人认为，书中“记叙有名有姓，有声有色，非亲临其境亲睹其事者，是无法做到的。”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对此，我曾作过详细考证，发现这位化名为“冤海述闻客”的就是济远舰的帮带大副何广成。

何广成是方伯谦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上济远舰不久，便充补舢板三副。1892年12月，原济远驾驶二副调离，即以何广成升署。到1893年5月，才半年不到就改为实授。1894年8月，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其遗缺又以何广成拔补，成为济远舰的第二把手。数年之内，他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特别是作为帮带大副，何广成对济远临阵先逃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此化名著书为方氏鸣冤也为自己辩解，这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史料价值。《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如何？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人肯定，认为“其资料尤其珍贵”，相信其真实性。有人否定，认为所述“殊难令人置信”。各走极端。还有人调和其间，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丰岛及黄海)之真相”。这种意见较为可取。此书尽管为方氏辩护，但也可从中看出方氏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海军干练之才，忧心国事，数次上书建言，只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而做了逃将，对他的过去不能全盘否定。此书作者还是济远舰的高级官员，了解许多局外人所不能道的海战内幕情况，对其所述作一番认真的辨析考证，是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