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邓小平又修改签发了给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及各军首长的电报:鉴于当面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体系甚乱，“望各军、师首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军，不要放松此项工作”。

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电告各兵团、各军，各省委、区党委并报中央军委，提出:我此次作战所解放的地区官兵溃败者甚多，现各大小城市及交通沿线，均不断有官兵流散往来。如不设法处置，即将流为散寇为敌特利用，影响社会秩序太大，望各军及各地方机构，立即在城市及交通要点，设置专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收容所，并有计划地收容他们，不得任其流散，各部队无论在进军或驻军中皆应注意收容，对收容者应注意:（一）组成临时组织给他们吃饱饭。（二）对其讲解我之政策。（三）告诉他们好好休息学习，听候处理，至于处理办法待具体规定后再行通知。

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向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你们只有起义或放下武器才是出路。我们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的部队和人员，无论其为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其为高级将领或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照顾生活，或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仍作垂死绝望抵抗者，即予歼灭。”之后，相继有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阵前起义。

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起义

在西南国民党军起义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工作，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举行的起义。一开始，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陈赓、宋任穷的电报中就表示:“卢提的六项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至于卢的将来出处问题，则候其起义后再予考虑。”同时，还将卢汉起义后和二野往来的重要电报转发给边委:“望告电台注意抄收。”此后，根据卢汉起义后胡宗南部可能迅速经乐山地区，向西昌或经雅安向泸定撤退的紧急情况，迅速调整作战部署，以策应卢汉的义举。

12月9日、11日，卢汉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通报全省秩序已完全恢复，蒋在滇军政人员李弥、余程万及特务均一网打尽。现根据毛泽东、朱德“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的电报，“敬盼两将军指示一切，并急速派员来滇接收处理”，不胜迫切待命。这时，邓小平等认为，卢汉已发动起义，在此情况下，解放军提前入云南为有利。为此，他为二野前委起草给边委并中央军委的四A急电，指出:“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望继续迅速向我们作报告，以便处理。你们对此事的重要处置，务必报告中央及我们批准尔后行动，并望将你们处置的意见迅速电告至要。”

12月12日，卢汉又先后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两份电报，一是讲本省起义后，原有军政机关已不能行使职权，为便于处理军政起见，聘李弥、余程万等8人暂时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自己兼任主席。二是说现在因驻滇蒋军未予改编，军心不安。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暂就原来军改变番号，予以改编，仍以原有军、师长继续负责。

12月13日，邓小平在重庆主持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了卢汉12日的两份来电。大家认为，对卢汉提出的“一政一军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我们研究目前对卢汉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来电中说已将李弥、余程万逮捕，但又请求委任他们为军长及军政委员会委员。故拟:“（一）仍以刘邓名义复电批准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任命。（二）令各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三）问明处理余李两人真相。”这样处置可以进一步稳卢汉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阴谋并避免混乱。同时又附上邓小平所拟的三个准备给卢汉的电报稿，请示党中央是否可用。

12月15日，中央军委电复:同意你们给卢汉的三个电报，望即照发。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示，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给卢汉发了两份短电。内容为:一、在此过渡期间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是适合的。请领导该委员会，切实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项指示为盼。二、凡明了大势，愿意脱离反动营垒转向人民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表欢迎。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

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复电后，卢汉很高兴。但是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在被释放后，李弥“仍受台湾伪命”，企图向昆明行动。余程万刚被释放，即指挥部下进犯昆明，企图扼杀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