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

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10月20日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汇合，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23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郑州又联名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在重申各兵团“决仍准照”实施8月19日基本命令的同时，强调三兵团右翼部队“注意不要过于突出”，以免惊动敌人。就在当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领导机关到达郑州时，还在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讲话，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实际这是在运用声东击西的计策迷惑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宽正面攻击的突然性。

正当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防御作战，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二野领导机关离开郑州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10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司令部到达湖北汉口。他们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11月3日，野战军机关“分别由汉出发”。1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给贺龙、李井泉:我们现在常德，三日后即可西进，西安干部可到汉口准备乘船入川。

这时，在西南和西北的分界线秦岭一线，贺龙正率第十八兵团和胡宗南集团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第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却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署的一道道作战命令，悄然地下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勇敢的行动。就这样，解放大西南的厚厚战幕，在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精心运筹中，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巧妙指挥下蓦然拉开了。

作为进军西南的“正兵”，贺龙所率兵力并不多，但通过对秦岭守敌不间断地发动“磁性”攻势，坚决抑留西南敌主力胡宗南部于川北。

作为进军西南的“奇兵”是二野主力，兵力最多。1949年11月1日，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直接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500公里的地段上突然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进击。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等部，分别由湘西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也会同四野一部，突破了宋希濂部防御的两翼，解放了秀山、酉阳、恩施等县城。这些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打乱了其整个西南防御的作战部署。仓皇之中，川东南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西南敌主力侧后方安全。然而，解放军各部排除万难，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19日围歼了宋希濂集团之第十四兵团。这样，不仅敌“川湘鄂边防线”被粉碎，而且大西南防线也被拦腰斩断。既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云贵企图，又直接威胁着川北胡宗南部的退路。

此时，蒋介石如梦方醒，深感“川黔残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不得不再飞重庆”。遂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等地迅速南撤，令其第一军驰援重庆，罗广文等部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部撤退。

刘伯承、邓小平遂令第五兵团除以必要兵力留守贵州外，主力则经黔西北迅速迂回泸州、宜宾一带，并先敌占领土城、盐津之线；第三兵团主力立即强渡乌江，求歼罗广文等部，如敌后撤则暂停于川南地区，待左翼战略迂回断其退路后，再继续前进。

鉴于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部撤往成都地区组织防御，或准备向西康和云南突围逃窜，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发起成都战役。即以二野主力迅速西进，完全切断胡部退往康滇通道，会同南下的第十八兵团等聚歼胡部等敌于成都地区。第三、五兵团遵照指令，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连续追击。12月20日攻占蒲江、邛崃、大邑等城，消灭了先于解放军到达之敌，完全截断了胡部逃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状合围。与此同时，贺龙率领十八兵团等，在完成抑留胡宗南部在秦岭地区的任务之后兵分三路，由陕入川兼程南追，适时进抵合击位置，于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蒋介石苦心构筑并吹嘘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比拟的大西南防线，就这样在谈笑间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