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的精神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 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拥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政策的威力之大，让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目瞪口呆，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农民纯收入达到355.30元，比 1978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16.5%。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王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