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记录下来，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80年6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发现了这里的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很有意义。于是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去，不要变来变去，错过时机。”

杜润生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全党。胡耀邦采纳了这个建议。这表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进一步放宽的信息。

十二、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