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生父母也不准透露半分”

小说情节:一天，成岗的妹妹成瑶从书包里翻出一叠粉红色的打字纸，神秘地要拿给哥哥看。成岗一看竟是《挺进报》。他不但没有表露出妹妹期待中的喜悦或兴奋，反而沉下脸:“把这拿回来干啥？……这东西以后不准带回家来，给人发现了可不是好玩的！”

文履平透露，这在现实中确有其事。《挺进报》曾约法三章: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办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就算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半分；一旦个人被捕，必须坚决否认与报纸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也不过问。

收到警示陈然依然没走

小说情节:一天早上，接替江姐领导《挺进报》的李敬原告诉成岗，市委决定把《挺进报》改成铅印，要成岗在三天以内印完最后一期油印《挺进报》，准备接受另外一项任务。没想到，刚刚印完报纸，他就被叛徒甫志高出卖，在家中被特务抓住。

1948年三四月份，文履平被组织决定调入《挺进报》工作，蒋一苇突然来找他，告诉他出了重大问题，要他立即转移。后来他才知道，这时陈然已经被捕。

“其实，当时陈然收到了让他逃走的警示消息”，红岩联线专家刘和平透露，接替彭咏梧领导《挺进报》的市委委员李维嘉，曾在仓促间给陈然写了一封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陈然还是决定，先把最后一期报纸印好再说，导致最后被捕。

“到了后期，《挺进报》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报纸”，文履平回忆，1948年初，党组织决定改变《挺进报》发行方针，实行攻心战以瓦解敌人。敌人的大小头目，各类机关、学校等，都收到过《挺进报》。“但现在看来，当时对敌攻心的战略太过冒进了”，李维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直言。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重庆地下党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大发雷霆仅仅一个月。由一个普通地下党员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

陈然被捕后，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没有出卖任何《挺进报》同仁。

看见桌上的《挺进报》

朱绍良顿时气急败坏

小说情节:“邮检组又发现了《挺进报》？……谁寄的？”徐鹏飞重复地问，突然声音一震:“什么！查不出来？”话筒里绝望的解释，使他更为烦躁，咆哮如雷:“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

真实的历史中，这个咆哮如雷的特务头子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他为什么咆哮呢？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八开大小的《挺进报》——“妈的！‘攻心战’攻到老子头上来了！”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这份报纸，其实是‘刘胡子’送去的！”文履平老人笑着说。当天，刘镕铸化装到了重庆行辕门口(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一带)，大摇大摆地对传达室说:“我要找朱绍良，他在不在？”传达室一摇电话:“不在”。刘胡子沉吟了一下，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那先把这封信交给他吧”。说着点点头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麻烦你打个收条”。传达室老实照办，还在收条上盖了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