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调查中，苏智良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十几位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这些饱受磨难的中国妇女都分别向苏智良进行了详细的陈述，有几个老太太还领着苏智良来到了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窑洞前，一边哭着一边讲述着她们当年的凄惨经历。

至1998年5月，苏智良硬是靠着他的信念几乎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青海之外的省区，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几千张，耗费约4万余元，中国慰安所及慰安妇的内幕总算一一搞清楚了。

公开真相，赴日演讲写专著

从1998年5月起，苏智良开始写作中国慰安妇研究的专著。他每天除了学校的正常教课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当年12月，他接受日本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去日本演讲日军当年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的野蛮暴行。在当地华侨和日本民间组织的安排下，他先后进行了7场演讲。所到之处无不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帮苏智良维持秩序，而且还为他提供了许多资料。然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大肆阻挠苏智良的演讲，破坏他的正义行为。

回国前夕，一些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找到苏智良，与他进行慰安妇学术交流。一位韩国学者在与苏智良商讨当时日军征集性奴隶的实际数字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即日军当年所征集的慰安妇是以朝鲜半岛第一，总人数15万左右；中国第二，总人数10万左右，其余分别为菲律宾、印尼等国。苏智良对韩国学者的这一研究数字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应当是中国，其次是韩国、朝鲜以及日本。中国的慰安妇总人数当在20万人。对苏智良的质疑和 “中国第一”之说，那位韩国学者也没有反对，但他却拿出196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明确指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征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人之多，是受害国当中最多的。

苏智良震惊了。“这个报告不科学，不完整，不准确，我一定要让这个报告重新改写。”

1999年3月，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正式推出。与此同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古铜色牌子也正式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门口挂了出来。

由于《慰安妇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再加上此书以披露和澄清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这一定论为出发点，因此，这部专著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披露慰安妇制度全过程的专著。

1999年4月，苏智良向学校提出举办国际听证会的申请，并详细阐述了召开听证会的意义。学校领导非常高兴，全票通过支持苏智良筹办这个会议，但会议费用只能由苏智良自己想办法。

实际上，苏智良也并没有想增加学校的负担，他同妻子已经商量妥，准备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倾囊拿出。然后，再寻求一些外援，会议经费也就够了。

然而，上海市教委外事办鉴于苏智良是以个人身份申请筹办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原则上不同意。苏智良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往高校外事办跑，并把自己的《慰安妇研究》递给他们过目，终于得到认可。

过了高校外事办这一关，苏智良又向上海市外事办申请。本来上海外事办应该是终审，但会议重大，敏感性强，外事办不敢做主，便把报告送到了外交部。

苏智良见多日不回音，便给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简历、调研、著书情况以及召开中国首次国际听证会的目的全部倾诉于笔端。

不久，外交部通过上海市外事办通知苏智良，同意召开这个国际会议，并在批复中特别对苏智良的研究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听证会在上海师大国际交流中心准时召开。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丽菲主持，苏智良作中国慰安妇真相的公开报告。

听证会议上，几个西方记者问苏智良:“你用了这么多心血，耗费了家中几乎全部积蓄，做成了这件事，可日本政府恐怕既不会道歉又不会赔偿，你是不是白公布了真相？你觉得值吗？”

苏智良说:“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本来的面目。作为中国学者，将日本人掩盖的罪恶历史揭开，是我的责任。”

4月2日，大会通过了苏智良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认罪，向中国受害妇女进行赔偿的白皮书。各国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8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沼保昭在《每日新闻》上撰文《正视历史，开创未来》:“从遭到日本进攻一方来看，无辜的丈夫和父亲被杀害，其人数数倍于日本的牺牲者，妻子和女儿遭到强暴。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该不拘泥于政治立场而加以承认的事实。”

日前，苏智良呼吁:“中国大陆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没理由不建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最佳地点就是上海的东沈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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