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2006 暴利时代的治乱逻辑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

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当时，这并不难。申请批得挺快。”昔日站长黎鹏发说。

“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前云回忆说，“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扎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这是献浆员都会算的一笔账:除去来往车费，一次可余100元，一月两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张可说。

手工采集之乱

“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仅刺激着那些农民身份的献浆员的积极性，也让血浆站多少无所顾忌。所谓规范掌握在个人手里。“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站长能稳得住的地方规则相对明确，混乱些的早就盖起了几栋小楼。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

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周前云说。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33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