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甚至动员了外交部国际司的力量，在做最大努力。

但在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大家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将中国奥委会会址自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竟也同意了这个理由。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道理。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

体总马上致函奥委会表示抗议。那段日子里，熊斗寅忙得昏天黑地。整个国际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两个人。他们要翻译大量外国通讯社对奥运会一事的有关报道，还要与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们一起起草抗议的电报和信件，反复解释新体总与旧体协的继承关系；反复强调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和对参加奥运会的企盼；反复声明新中国的体总管辖着全中国的体育事业，而台湾没这个资格。

但是，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时候，有人提起了远居甘肃兰州的那位老人，他现在是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

董守义

这一点，熊斗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他跟体总筹委会秘书晏福民赶到前门火车站接的站。他们知道，来人是旧中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算个大官，架子一定不小。

这个想法可是错了。面前的长者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身棕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他很谦虚和蔼地跟两个年轻人握手，感谢他们特地来车站接他。

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是中国奥运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老人姓董，名守义，是中国奥委会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一人留在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