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无常势，外交也如此。图为1906年中日外交官洽谈亲善结盟事宜。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乞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