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整考验特殊政策

1980年冬，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他俩赴任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先后接见他们，给予明确的支持。叶剑英亟盼家乡早日脱贫，对任、梁二人寄予厚望。邓小平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胡耀邦期望他们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万里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

1980年12月，广东、福建两省的特殊政策很快遇到了新情况:中央确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李先念等讲话，都没有涉及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显然，如何协调集中统一与两省特殊政策的关系，成了一个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不得不为特区政策辩护。邓小平支持了任仲夷。他在闭幕会上讲话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12月2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措施座谈会。座谈会期间，邓小平、陈云都表示支持两省及特区工作。

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特区的负责干部，还邀请钱俊瑞、许涤新、薛暮桥、古念良等多位经济学家与会。在这次会议上，广东和福建共同呼吁中央进一步放手。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项南发言说:目前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和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只要中央给了权，我们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任仲夷和项南共同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

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统一认识，一个是明确政策。从会议形成的纪要看，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会议的另一项议程，就是提出经济特区建设的10项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4条:一、明确四个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二、进一步明确在特区内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三、给予来特区投资的外商比内地更优惠的待遇。四、国家承诺以更大的力度支持特区建设，包括特区建设所需的资金，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贷支持；允许特区银行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