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向李鹏总理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