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