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唐高宗这个人，传世文献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仁孝、懦弱，其政治则不敢恭维，甚至还遗留祸端。如《旧唐书·高宗纪》的“史臣曰”里有这么一段话，说他“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虚”。“中宫被毒”指的是高宗的皇后王氏被废、武则天侧立的事件；“元舅衔冤”是指支持王皇后的朝中重臣长孙无忌被排挤和被铲除的政治斗争。史臣所说的这些评论，都是指责和批评的语调，显然，他们对高宗并不满意。到了《新唐书·高宗纪》里，史臣评论的语气就更加严重，说他“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两《唐书》的史臣，一是五代时期的人，一是北宋时代，他们对高宗的态度，显然是严厉的批判。其批判的目标，就是高宗任用武则天，最终导致以周覆唐的发生。显然，武则天是他们的众矢之的，而高宗则是武则天上台的牵路人。现存的文献，主旨基本在此。在这个叙事的框架里，高宗被掩盖在武则天的光环下，他几乎丧失了主动，处处受武则天的支配和制约。除了武则天的手腕和计谋之外，高宗之所以罩在武则天之下，还是他性格的仁弱甚至懦弱造成的。然而，在《唐高宗的真相》书中，作者眼中的高宗皇帝，显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如他所说：“我讲的唐高宗，也许与你的印象很不一样。复原唐高宗，就是我的使命。”（第一讲《殿下的早年生活》）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年轻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时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韧劲儿。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与武则天的邂逅。后者当时还是李治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按道理属于李治的母亲辈分，但是李治在守候生病的父亲的床榻之旁，却与武才人眉来眼去，用宋朝人的话说，就是：“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指武则天）。”（《新唐书》卷七六《后妃·武氏传》）两个人于是就好上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按照一般的孝道，皇太子与自己后母辈的才人产生感情，并且又上升到婚姻的地步，即使唐朝后宫在某种程度上濡染北方游牧势力上层贵族收继婚习俗的情景下，也是不被认可的，况且李治偏偏又以通达事理的孝顺著称呢！

出现了这档事，再用“仁弱”、“忠孝”的字眼描述李治，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了，相反，在作者看来，李治的真实形象显然被后人有意识地涂抹了，他用总结的话语强调说：“李治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在父皇的权威面前，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要求方面，他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小心谨慎。所有他需要的品质他都具备，所有正面的评价他都拥有，然而他想做的与社会不合拍的事情，他也照做不误。我们可以用八个字评价：‘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北京话叫做‘蔫儿坏’，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闷骚’。你们希望我做的，我都做得天衣无缝，我自己想做的，要你们毫无觉察。太子不是需要孝道吗，那我的孝道谁都挑不出毛病，你们还要特受感动。你看太子殿下，亲自为父皇吮脓包，不肯坐车，扶着父亲的御辇步行几天。感动不感动？感动。但是，私下，竟然敢动父亲的女人，法律立场的庶母。你说这个胆子有多大？”（第二讲《从殿下到陛下》）能够有这样胆子的人，确实不在胆小怕事之列。这至少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相。

对高宗与长孙无忌之关系的描写

对高宗而言，迎娶武则天，是他摆脱长孙无忌控制的手段，是他冲击“二元制”恢复皇权第一的途径，唯此，他才得以成为正常的君主，才能名正言顺。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高宗与老臣长孙无忌双方形成的权力结构“二元制”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