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通过后，其经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密送国民政府核办”；国民政府转发行政院；行政院“密交财政部核办”。1946年2月，财政部报告处理情况，自我夸耀称：本部人员如发现，或据报“有贪污渎职等情事”，“均经派员严查，分别惩办”；“如有触犯刑章并移送法院办理”。至于傅斯年提案中的派员彻查要求，则称“似无必要”。两个“密”字，几句官话，将盖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国库局贪污案的曝光，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有关，但是，当时参政会的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司法又不能独立，蒋介石控制着包括党权、政权、军权在内的各种最高权力，为了护卫豪门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不可能按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彻查，也不可能将案情大白于天下。

主张没收孔祥熙家产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看来看去，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绝望起来。

1947年3月23日，胡适致函傅斯年，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28日，傅斯年复函胡适，对此表示怀疑，函云：“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一个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应该承认，傅斯年此时的头脑要比胡适清醒，不过，他仍然和蒋介石站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到要走开。这是傅斯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