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继续抨击，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职务

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照旧攻孔不止。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说明不能不攻孔的理由：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2．孔之行为，惰人心，损介公(指蒋介石——笔者)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脏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孔一向主张投降，比汪(精卫)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傅称：“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

1941年春，傅斯年因病住院，后在重庆歌乐山休养。当时，孔祥熙曾向人说：“听说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为了证明自己未死，傅斯年抱病出席参政会。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去营救社会名流和学者，但许崇智、陈济棠等要人均未接到，却接到了孔祥熙“一大家”，以及累累箱笼，还有几只狗。消息于次年1月爆出，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委员会，数千人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傅斯年得知，极为兴奋，致函胡适说：“‘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同函并指责财政管理者：“泄泄沓沓，毫无觉悟”，自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加了三倍!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6月5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函上，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他提出四大问题：

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窃贿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他一一列举孔氏家族所设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裕华银行等企业后指出：所有孔氏之各项营业，已成立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他要求调查：1．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等等机构是否合法?2．这些公司借款囤积操纵之事。3、彻查并公布裕华与国家银行历年往来帐目。4．政府要员私用其地位经营商业之影响。

二是中央银行问题。傅斯年称：“中央银行是一谜”。“山西同乡多”；梁子美、郭景昆，是孔祥熙的“义子”；“私人用款，予取予求”。

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傅斯年称：市场忽有忽无，但中央信托局局员、中央银行属员却可以提前买到；孔家某氏竟“自分五万”!

四是黄金买卖问题。傅斯年称：“裕华(银行)在今春发了大财。”

傅斯年的这些责问，尖锐激烈，以致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