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坚回国前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准备毕业设计。他回忆道:“我们接到回国参加集训的通知的时候，还以为集训后可以回来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辩，所以连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初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摘《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李凤玲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