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１９７２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靠边站”被审查的干部要得到解放和分配工作，按当时的惯例都得有个审查结论，有问题要写清楚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得写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六位将军中的五位都是立了案的被审查对象，要解放分配工作，当然也需要由审查他们的机关提供结论材料。秦基伟没有立案审查，但因为他与其他五位将军一直在一起，这次也只好等着一批办理。
五位被立案的将军，只有王蕴瑞归我们第二任免处业务管辖范围――南京军区审查，其余四位的立案单位不属于第二任免处的管辖范畴。因此，领导上就把了解专案组对王蕴瑞审查情况的任务，交由我们处办理。那时候谁都知道，领导机关向下面了解对被审查干部审查的进展情况，是要求尽快结案的一种催促方法，也就是解放干部分配工作的“前奏”。但是，要了解和搞清楚被审查对象的情况，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１９３５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１９３７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