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１９６７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是因为归专案组管，而秦基伟并无专案，为什么也没有回去呢？所以李德生觉得这个谜需要解开。
在灰汤疗养院个别交谈时，秦基伟讲完他要说的事情后，我问：“秦司令，李主任让我请问你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秦基伟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是军委××领导同志跟我谈的，他说现在昆明军区机关还比较乱，你先不要回去，呆一段看看形势再说。”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还是按照军委那位领导同志的要求，秦基伟搬到了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后小楼，一住就是一年多。《秦基伟回忆录》中有好几处提到，同他一起被疏散到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都断不了有专案人员光顾，而从来没有专案人员找过他。他当时哪里知道，自己并非专案对象，是糊里糊涂地被“晾”到一边的。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１０月１８日，总参按照黄永胜的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了各部队。在北京凡是不在职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要立即疏散到外地。京外来的“靠边站”的干部，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林彪“第一个号令”传达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几个人到海运仓招待所，找在这里“靠边站”的干部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他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他们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和南京军区的王蕴瑞六人分为一个方面，都告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疏散意味着什么，将来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二天火车票准备就绪，六位将军一齐到了北京车站。护送他们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于职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对护送的对象进行监督，生怕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
在潇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六位将军在谈话中都诉说了这些年来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离开疗养院前到病房与六位将军一一告别，他们都表示要说的话都说了，感谢组织派人对他们的看望。我听了六位将军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回到机关如实地向领导作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