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接着到房间个别交谈。此时，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给省军区领导打电话，汇报我们会见六位将军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所谓“不一般”，是与过去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的举动对比而言的。专案人员见到他们一不敬礼，二不握手，三不称呼职务，四是叫名字时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还加以训斥、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秦基伟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将军接到长沙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二是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一批六位将军需要的药品，放在疗养院药房专药专用；三是给疗养院增配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以到宁乡县城等距疗养院较远的市场采购副食品；四是组织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游览。另外，还有关于看文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我看后心想，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优待措施，与我俩湖南之行传达了总政治部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俩到长沙后并没有向湖南省军区传达关于六位将军的什么信息，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行动表明自己对六位“靠边站”多年的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而已。后来听说，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把我“不一般”的举动向湖南省军区领导汇报后，省军区马上转报了广州军区，于是很快提出对六位将军采取几项优待措施的意见。
从进京“靠边站”到勒令离京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就“靠边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干部名单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对他们的有关情况，除对秦基伟、李成芳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从湖南回京查阅档案和电话询问昆明军区、南京军区后，才了解到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
秦基伟，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在朝鲜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是打出军威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