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４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３６４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５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于８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
秦基伟说：“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竿和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本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儿有一部，我送给你，首长。’在那个岁月里，谷善庆同志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表明了他的不随波逐流和为人的正直，让我非常感动……”
在灰汤，除秦基伟外的其他五位同志，都不时有专案人员前来向他们核实情况，索取证明材料，而秦基伟却如同在西湖农场时一样，仍然没有任何人来找他，所以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享受“田野情趣”。有专案人员光顾的将军，虽然有些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案组的渠道转达，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张子明将军第二次与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反映专案人员搞“逼供信”的情况。他说，有一个同志的历史情况，按照自己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写出证明材料，但专案人员不满意，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按专案人员的口径重写。他坚持不能编造，专案人员就批他的“态度不老实”，双方争吵不休，搞得很不愉快。张子明将军讲到这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