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
我和任振先从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那时客运航班很少，事先又没有订购机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机场不久，有一架从沈阳飞广州的里－２型小飞机，十几个座位的座舱内只有我和任振先两个乘客，在开封、武昌两次落地后于下午到达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到机场把我俩接到接待所，问工作怎么安排。我说，我们这次来湖南的任务是专程看望秦基伟、李成芳等六名干部。干部处处长说，他们现在都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说，那就请省军区安排一辆车，明天早饭后出发去灰汤。
秦基伟等六位将军是１９６９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１９７２年４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３６４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９０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２４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李德生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