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疾病和贫穷更使她痛苦难忍的，是一些无聊“文人”和无聊小报，仅仅为了嫌几个昧心钱所强加给她的一些莫须有的荒唐事与可怕的罪名。这位善良、清白、正直，已被别人（包括她自己的亲生母亲）折磨得死过三次的无辜女子，被人描写成毒蛇、杀人凶手、恶魔，她几经投诉，却无人敢于为之说明事实真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春日的阳光照耀到林豆翌身上的时间却来得特别晚，但终也照射到了她的身上。

当五年半后我再次见到她时，我已感到这和煦的春光在她身上发生的作用。她不像过去那样沉默了，呆滞了，绝望了。她的问题已经直接受到中央的关怀，工作问题、户口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她被分配在中国社科院，她爱人张清林分配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她们分到一套三间一个单元的房子，不过，在她尚未搬去之前，“林彪的女儿”将搬到这里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来访”者跟踪而至。她们是不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看来还是个问题。她的生活依然很拮据，她的收入十分微薄，但需要她资助的人却太多。她自己一如既往，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纪穿。

“你不会再轻生了吧？”

自从在北京再次见到林豆豆之后，每当看到她那憔悴疲惫的样子，我都有个问题想问她，但一直张不开口。

但我是个憋不住话的人，终于有一天，我见她精神还好，谈兴正浓，便突然问起了这个问题：“你经过千难万险、千锤万击的锤炼，今后不会再想到轻生了吧？”

她迟疑了一下，她那迟疑的神情给我一个感觉，她是在考虑是不是如实回答我。她很快做出了决定，说：“我一直保存着一些药，有时候还是很想吃的。不过不能吃、”她叹了口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像羽绒服的领子卡得她呼吸困难，她用手把领子扒开一些，说：“1981年我回来时，亲友们都不敢见我，怕我再牵连他们。现在变了，都来找我，有人还托我给他们办事，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到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先把他的户口从农村弄到郑州，再从郑州转来北京。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张清林的几个侄女，我也要一个个给跑，大的跑工作，小的跑学校。张清林还有个弟弟，过去也受到牵连，想回他原单位，来找我，我给吕××写了封信。我虽然从‘9·13’后一直没见过这位老同志，可这位老同志收到我的信，两天就给批下来，把问题解决了。我过去的保姆王老太太来北京看病，我也得管。还好，我带她去医院，医院还很帮忙，听说是我的保姆，找最好的大夫给她看。另外还有些同志，在‘文革’时间，跟叶群、林立果他们根本没关系，仅仅因为陪伴过我，也受到了牵连，现在生活很苦。我也很想尽可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原来她一天到晚到处跑，是在跑这些事。

有些搞新闻出版工作的人也在找她，为了避免制造新的麻烦，也为了不给负责为她落实政策的单位出难题，她尽量回避，有时不得不东躲西避，苦不堪言。

“你是不是非常痛恨叶群呢？”她的许多沉重悲剧都与叶群有关，有的就是叶群一手造成的。然而她的回答却使我深感意外。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却从叶群遥远的过去谈起，她说：“叶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上学时功课还是蛮不错的。考试成绩挺好，她还给别的同学打过小抄。她们到延安时，是个很有名气的‘集团’，眼眶都很高，追她们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结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说和的。所谓“组织动员”，实际上就是‘包办婚姻’。她在结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结过婚。林受过伤，身体不好，病愈来愈重，全国解放后她们就分居了。可以说，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这些见解是出于母女情，还是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呢？她谈这些，只不过说明她是就自己所知，在多方位多角度地谈论叶群这个人，丝毫不意味着她在为叶群辩护。就我所知，她一直对叶群的野心，对叶群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与罪恶，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